陈耕   草根首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耕读闽南 - 陈耕首页
闽南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
2018-01-09
字号: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闽南文化及其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思考,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对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特别是随着2007年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闽南文化研究的学术活动更加活跃,成果更加丰富,思路更趋一致,各级政府也更加重视。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建构闽南学学科体系,应当是适时的、必要的和重要的。

    事实上,不管我们提不提,闽南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实践已经提出,我们已经落后。文化即人,对闽南文化的研究已经和正在从对具体的文化事象的研究,深入到对闽南人的研究,进而延伸到对闽南人的社会和闽南民系的研究。一门研究闽南民系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新的人文学科--闽南学正在产生。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闽南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它的内涵就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闽南民系的源流,及其所创造的闽南文化,包括社会经济、语言习俗、文化艺术、心理情感、民系意识等发生、发展及其演进过程,揭示这一民系及其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向;其外延则是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全面地、多方位地研究闽南民系、闽南文化与汉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民族大家庭、大文化,乃至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分析闽南民系的个性特征形成的文化心理机制及其在文化人类学上的意义,并进而科学地分析闽南民系、闽南文化对汉民族、中华民族,对汉文化、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闽南学的上述研究对象和范畴是其它已有的任何一门学科所无法包容的。因此,它完全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该学科沿着共同的逻辑程序,在两个方面的深化和展开:一方面是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和扩展;另一方面是该学科自身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又反过来指导前者。学科的理论建设离不开具体研究对象的扩大和拓展,但是离开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揭示事物的实质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因此,要使闽南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国际学术惯例的学科理论体系。它不仅有待于对闽南民系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也有待于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对闽南学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但这绝不是说,今天的闽南学就可以不需要一套理论体系,用于规范本学科的研究。恰恰相反,为了推动这一新学科的发展,需要尽快地根据已有的闽南问题研究成果,根据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的有关理论,建立闽南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在闽南学研究刚刚起步的今天,闽南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十一个方面内容。即:概念研究、学术史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研究、本体研究、文化类型学研究、系统与结构研究、多视角研究、比较研究、应用研究、未来学研究。

    一、概念研究:厘清并统一闽南学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使这些概念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有的是被系统地阐释过,有的则是长期以来相沿成习,约定俗成的,它们都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学问能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否稳定明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对闽南民系、闽南文化的研究中也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闽南人、闽南民系、闽南文化、泛闽南文化、闽南文化区域等,这五个概念是构成闽南学研究对象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这些基本的概念尚缺乏系统的论述,使其缺乏稳定性的明确指代。尤其是闽南民系及其文化的发展播迁,由泉州、漳州而厦门,由闽南而台湾、南洋,更广泛地讲,还有龙岩、潮汕、浙南、海南、雷州半岛等等。这就造成一些基本概念的含混不清。如闽南文化也被称为福佬文化、河洛文化、闽南方言文化、闽台文化等等。从某种意义来说,相当一段时期闽南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一直停留在较低的学术水平上,与这些基本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意性是有内在关联的。所以厘清和统一相关的基本概念,即所谓“正名”,是当务之急。对闽南学的构建来说,概念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概念明确研究的对象。

    闽南学是研究闽南民系及其文化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闽南民系及其文化。在进行学术讨论与理论架构之前,就必须对“闽南民系”和“闽南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加以界定。同时对福佬文化、河洛文化、闽南方言文化、闽台文化这些类似概念进行必要的辨析。

    迄今关于闽南文化大致有五种定义。其一,将闽南文化定义为福建漳州、泉州和厦门闽南地理区域的文化;其二,定义为闽南方言区域的文化,因而也称之为闽南方言文化;其三,定义为古代中原河洛地区传承下来的文化,称为河洛文化;其四,定义为闽南人的文化,有的称为福佬文化;其五,定义为闽南和台湾的文化,称为闽台文化。

    首先,是闽台文化。这个概念一直到今天,在民间和官方的使用频率都很高。但是这个概念固然考虑到行政区划和地理因素对于文化区域形成的影响,但是明显存在着含混的缺陷。因为福建除了闽南文化至少还有福州文化、客家文化、闽北文化、畲族文化;台湾虽然闽南人占了近八成,但至少还有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大陆其他省籍的人也有相当比例。何况,闽南文化除了闽台,还传播到东南亚华侨、华裔聚居地。

    定义为闽南方言文化,则如刘登翰先生所批评:“方言虽是地方文化的突出特色,但不等于就是文化的全部。用方言文化来概括文化结构中有形的物质文化和介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制度文化,就很难在概念上十分周全。”确实有不完整不准确的毛病。

    将闽南文化定义为闽南漳、泉、厦地理区域的文化,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闽南文化本就是在这一地理区域中产生。但是,随着闽南人的移民,闽南文化已播迁台湾等地,其文化区域已超越了地理地域的局限。这样的定义就产生了涵盖不周的缺点。

    虽然闽南文化的发展历史还有许多需要商榷的地方,不过,多数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闽南文化是晋、唐中原河洛文化播传闽南并与当时的闽南原住民文化相撞击、相融合而开始孕育;经唐、五代逐渐形成,至宋成熟,形成了闽南文化的基本架构。明末清初因战乱大批移民潮汕、浙南和台湾;清中叶更形成“唐山过台湾”的高潮;清末民初,还有一次移民南洋的高潮。总之,从明成化后的四、五百年间,随着大批的移民,闽南文化已播迁闽南漳、泉、厦之外的诸多地域,而且在那里扎根,有了新的发展,丰富和扩展了闽南文化的内涵。因此,闽南文化显然已经不仅仅是漳、泉、厦这一地域的文化了。

    同时,古代中原播传而来的河洛文化,经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变迁发展,又融汇了原住民的文化,吸收了阿拉伯文化和南洋文化,闽南文化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征,再称其为河洛文化,显然也是不准确的。

    闽南文化应定义为所有闽南人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亦即闽南民系文化。

    至于福佬文化说,只要你在客家地区生活过,你就知道“福佬”乃客家之语,是客家人对闽南人、福州人、莆仙人甚至潮汕人的统称。从福建的情况看,没到过客家地区的闽南人,大部分搞不清“福佬”是什么意思。

    总之,闽南文化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而应是一个民系文化的概念。就好象客家文化一样,它非指某一地区的文化,而是客家人的文化。文化即人,闽南文化即闽南人、闽南民系在其所有活动区域创造的文化。

    闽南人也是一个必须讨论的概念。住在闽南就是闽南人吗?血缘基因决定是否闽南人吗?深入去想,就会发现问题很多。因为这其实牵涉到一个认定标准的问题,更牵涉到闽南人、闽南民系究竟在什么时候形成的问题。

    中国汉族的认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不是以血缘而是以文化为认同标准。闽南人的认定,应当有三个条件:一、语言,二、生活习俗,三、心理认同。最重要的是第三点。是否三点必备、或三缺一、三缺二,都是可以也应该讨论的。但没有第三点,恐怕就不行。

    不明确这一概念,关于闽南民系、闽南文化的讨论,就可能产生许多问题。

    2、概念框定研究的范围

    泛闽南文化,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在2004年12月“首届闽南文化与潮汕文化比较研讨会”上提出来的概念。他们在研究潮汕文化时,发现潮汕人、潮汕文化与闽南人、闽南文化有着深厚密切的渊源,并从闽南方言的中心区域(如泉、漳、厦、台)和流播区域(如潮汕、海南、海陆丰等)的诸多文化现象,提出上述流播区域的文化为泛闽南文化。

    这里也就提出了闽南文化区域,即闽南文化边界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有争议和必须明确的概念。

    闽南民系由于在明清以后不断向外播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福建的泉州、漳州和厦门三地。为了生存,为了发展,闽南人不畏艰险,几百年来闽南人不断向外迁徙:向东跨过黑水沟,到达台湾,还有许多人漂洋过海,辗转南洋群岛;向西南往广东的汕头、潮州、揭阳、汕尾以及海南等地;向北到达浙江南部,向西到达江西等省区,至今这些地方还分布有讲闽南方言的分散县、镇、村。因此,如果我们明确闽南民系的概念,那么就不会仅仅局限于福建闽南地区,尽管这是闽南文化的祖地重要区域,我们的视野将随着闽南人的足迹所向,探询更广阔的民系发展空间,特别是福建闽南、台湾和东南亚这三个闽南人主要的聚居地。但是闽南文化的研究是否要延伸至潮汕,乃至更广阔的区域,换言之,研究的边界是否需要约定俗成?这都是应予讨论的。

    3、基本概念明晰其学科范畴,确立学术讨论的基本前提。

    民系概念有助于避免过去由于强调种族、血缘、地域而造成的无谓争论,有利于学术讨论的良性互动。毕竟,文化认同的价值核心更具有合理性。我们对闽南民系的研究可以突破目前地域研究的局限,从而更加全面地对闽南文化形态进行分析与评价,更为准确的把握其发生发展规律。从闽南学的学科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来看,闽南学不是闽南史,也不是闽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汇编或简单相加,它是一门以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基础理论为基础,融汇了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涉及领域广阔,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总之,对闽南人、闽南民系、闽南文化、闽南文化区域、泛闽南文化五个基本概念进行讨论研究,进行系统阐述,使它们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是闽南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学术史研究:全面而又系统地总结闽南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客观、公正地评价各家各派的学说,这也是建构闽南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够完善起来的。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学科的发展,既是一个时代的学者对其前辈已有成果的全面继承,又是这一个时代的学者,对其前辈已有成就的突破。

    现代对闽南文化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林语堂、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教授等人;继之有郑德坤、林惠祥、谢云生、庄为玑、陈泗东、陈国强等前辈。台湾、新加坡、菲律宾亦有不少学者投入其中。他们的不懈努力为闽南学的建立打下了深厚基础,催生了闽南学的诞生。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是我们今天开展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在建构闽南学学科体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当然,无庸讳言,时代的局限是任何个人无法超越的。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今天社会人文学科已经达到的高度,客观、公正地评价各家各派的学说,继承其经得起考验的、有创见的成果,扬弃其偏见与疏漏。唯其如此,我们的闽南学研究,才能既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又能不为前人的陈说、偏见所左右。

    1、闽南文化研究历史回顾

    (1)古代的闽南文化研究及资料

    历代方志和古人志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史料和早期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以观民风”的官方编撰,如明清两代各地大量的府志、县志等,也有地方官员、文人雅士、乡野耆老的奏章文书、志书、笔记、游记与文集,如宋代洪迈的《夷坚记》、赵汝适的《诸蕃记》,明代何乔远的《闽书》、张夑的《东西洋考》,清代施琅的《靖海纪事》、丁日昌《抚闽奏稿》、陈盛韶《问俗录》、苏廷玉《温陵盛事》,民国李禧的《紫燕金鱼堂笔记》等等。著述者既有热心乡土的当地人,也有外来的视野,其中以游宦闽南者居多。

    其次,闽南的名胜古迹,有诸多碑刻、楹联、民间传说掌故。这些未见诸史料的资料也是闽南文化研究丰富的资源。

    再次,台湾、东南亚,乃至欧、美、日等国家,也有大量闽南文化的资料。如荷兰的莱顿大学,就有大量荷治台湾时期和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的闽南文化资料。而最早的南音曲本则被收藏在日本和英国的博物馆中。

    此外,在国家的档案馆中也有许多关于闽南、台湾、东南亚华侨的档案史料。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日进行闽南文化研究重要而宝贵的资源。

    (2)现代意义上的闽南文化研究,如果从上个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算起,迄今已有100年。这100年大致可以分为发端、发现泉州、发现闽南、发现文化四个阶段。

    ①发端

    现代闽南文化研究的发端,当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国学院对泉州古迹和中外交通史料的调查。事情起因于19世纪外国史学界对刺桐港究竟是漳州、杭州、扬州或泉州之争议。最早是西班牙人阿耐斯到了泉州考察,并于1911年著文认定刺桐港为泉州。接着德国人艾尔风也来到中国,来到厦门大学,然后于1926年11月30日与厦门大学国学院张星烺、陈万里两教授同赴泉州考察。11月5日张、陈两教授回厦门,向国学院报告了他们在泉州考察伊斯兰圣墓、蕃墓碑、承天寺等情况,张教授后来并写《泉州访古记》。1936年张星烺发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有相当部分是关于泉州的。

    随着厦门成为五口通商的重要口岸,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不少外国传教士到闽南传教生活,因此一些外国人对闽南的方言、文化也产生了兴趣,并且有一些著述,如Douglas,Cairstairs.1899.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 with the Principle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厦英大辞典》),Field,A.Mostyn.1906. Approaches to Hsia-men .London: Admiralty.(《通向厦门之路》)等等。

    1926年12月3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顾颉刚、林幽、容肇祖、孙伏园等发起组织“风俗调查会”,并决定“本会调查风俗先从闽南入手”,同时组织一批文章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发表。其中有林惠祥的《闽南下等宗教》、容肇祖《厦门的偶像崇拜》、黄天爵《海澄蛋户》、高子化《云霄械斗记》、林幽《风俗调查计划书》、《儿童游戏的种类及家庭经济》、林惠柏《闽南乡村生活》、顾颉刚《天后》、《厦门的墓碑》、《泉州的土地神》、林语堂《平闽十八峒所载古籍》等等。可见闽南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其学术水平就定格在相当高的水准上。

    1930年厦门漳州分别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协会厦门分会和漳州分会。厦门分会在谢云生先生筹划下,于《思明日报》开辟专刊,出版了《民俗周刊》50期。此外还出版了《厦门民俗学丛书》数十种。其中有谢云声《福建故事》8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2集、伍资远《郑成功传说集》等。漳州分会1931年成立,主持为翁国梁兄弟,出《民俗周刊》30多集,刊行《漳州民间故事集》两册、《漳州歌谣》一本。

    在此期间,厦门大学的叶国庆先生继续闽南的研究,1928年往泉州惠东做民俗调查,并在1930年发表《滇黔粤的苗猺僮与闽俗之比较》。对闽南民系形成与古闽越族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今仍有启发意义。林惠祥先生创办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31年他在厦门蜂巢山和南普陀东边山坡发现史前石器遗物,撰写《厦门史前遗物研究》。1936年他率郑德裕、庄为玑发掘泉州唐墓。他的《南洋民族与华南民族的研究》等论著,把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运用到我国东南与东南亚文化关系的研究中,至今仍被学界奉为圭臬。此外,还有厦门大学的罗常培、周辨明、黄典诚等先生对闽南方言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②发现泉州

    抗战爆发,闽南文化研究几乎停顿,直到1949年后才又重新起步。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力量除了厦门大学,还有泉州、厦门、漳州及福建省其他地区的社科工作者。主要成果有泉州宗教石刻研究、泉州港宋船的发掘和研究、闽南方言的研究、闽南戏曲的研究、闽南古迹的研究、闽南民俗的调查、郑成功研究、闽南考古和历史研究、闽南华侨史研究、闽南族谱研究等等,在各个门类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过,应当说从50年代吴文良先生对泉州宗教石刻的研究,到70年代庄为玑带领考古队对宋船的发掘,引发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关注的,当是泉州历史文化的发现。

    ③发现闽南

    80年代开始中华大地掀起了研究文化的热潮,面对改革开放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中华民族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并深刻思考中华文化继续生存发展的未来走向。在此背景下各地关于区域文化的研究,也热烈地展开。从80年代开始泉、漳、厦先后成立了漳州历史研究会、漳州师院闽台文化研究所、芗剧(歌仔戏)研究中心、泉州地方戏曲研究所、泉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泉州民间信仰研究会、泉州民俗研究会、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等一批机构和团体。编撰出版了许多关于闽南历史、民俗、海上交通贸易等等内容的刊物、专著和论文集。泉州的研究主要围绕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戏、南音、南拳,并提出了“泉州学”的概念,着重于泉州灿烂的历史。厦门的研究由于有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历史系、台湾研究所,有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和郑成功纪念馆,更侧重于闽南与台湾、东南亚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有郑成功研究、歌仔戏研究、台湾历史研究、台湾文化研究、南洋华侨研究、吴真人研究等。漳州的研究引人注目的有陈元光研究、史前遗迹和月港的考古与研究。

    厦门大学作为学术重镇,在这一时期不仅参与而且主导泉州、厦门、漳州三地的研究。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南洋研究所、台湾研究中心,一直是闽南文化研究的领军。

    与此同时,新加坡建立了口述历史博物馆,藏有大量用闽南话讲述的闽南人开发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述历史录音带。台湾对福佬音乐、福佬文化的研究论著更是难以胜数。人们的目光已经不仅只关注刺桐港,而且注意到月港、厦门港和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所产生的文化播迁及因此而形成的具有同质性和内聚力的闽南文化区域。

    特别应该提到台湾林再复在1984年出版的《闽南人》一书。这本书虽然侧重在台湾的闽南人,但却是第一个以闽南人--闽南民系为文化研究对象的著作。它使我们研究的眼界,随之从闽南扩展到台湾海峡两岸,到闽南人足迹所到之处,使得闽南文化这个原本是闽南地理区域的文化概念,变为闽南民系的文化概念。我们所说的发现闽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发现。

    顺着这个思路,并在泉州、厦门、漳州、台湾诸多闽南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之在1993年有厦门陈耕的《台湾文化概述》。全书共31万字,其中最长的一章约占全书五分之二的篇幅介绍了闽南文化的定义、区域范围、孕育、形成、鼎盛、衰变、播迁的简要历史和闽南方言、口传文学、物质生活文化、民间信仰、民俗、民间艺术、闽南人的思想性格等闽南文化独特的内涵与表征。

    这个介绍虽然很粗疏,并有许多缺失,但却是第一次在理论上描述了闽南文化的概貌,并且把闽南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所起的重要作用,首次做出概括和描述;尤其是对日据时期闽南文化在台湾的特殊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其后,有大量关于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论著文章问世。但其中大多是以福建和台湾两个行政区域的文化联系为脉络,并冠以闽台文化关系之作,与我们从文化区域的立场,其实有相当的差别。有不少虽冠以闽台,但其实讨论的只是闽南文化区域内的问题。

    ④发现文化

    上世纪90年代,随着闽南地区人均收入跨过了一千美元的关键线,人们的需求焦点开始从物质生活转向精神生活;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益发突显,文化和文化建设逐步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在文化问题上,“西方文化中心论”和由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而来的“机械进化论”曾长期占据主流的话语权。

    达尔文生物进化的阶段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那一时代的所有学科。与达尔文(1809-1882)处于同一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H.L.Morgan1818-1881)、英国文化学家泰勒(E.B.Tylor1832-1917)认为,进化原理也左右着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历程。“蒙昧”-“野蛮”-“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梯级。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可以用一种总体化的理论来加以解释。这一观点也被称为单线进化论,认为各民族的发展道路是一样的,只承认这种发展有阶段的差别。这一观点是西方人类学最早的学派,也是文化绝对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起点。

    西方人类学是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背景下产生的。泰勒等人研究的对象就是第三世界殖民地“野蛮人”的风俗。他们认为全世界所有的文化最终都要进化到以欧洲文化为标准的文明世界。第三世界的“野蛮”文化在西方宗主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面前将一一崩溃,按西方的文化价值和样式来重新建构,最后形成一统的世界文化。

    西方当时最极端的学派,如十九世纪末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和争夺强权的战争提供理论依据。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产生希特勒的文化根源就基于对文化有优劣、高低之分的理念。法西斯认为大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人种,应当统治世界,而犹太人是最劣等的人种,必须灭绝。日本侵略者同样认为自己是亚洲最优等的大和民族,绝对应是大东亚共荣圈的首领。二次大战把这些狂人送进坟墓的同时,人类开始反思文化是否有高低、优劣的问题。人即文化,文化即人,文化有高低,人种也就必有优劣,弱肉强食也就不可避免,战争就将永远伴随人类,直到人类自己毁灭自己。

    一种不同于机械进化论的新的认识被大多数人接受了:人生而平等,文化生而平等。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是在适应其生存环境中产生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因应,尺、寸都要和平、和谐、共生。世界应该百花齐放而不能一花独放。由此而产生的民主、平等、关注弱势群体、发展慈善事业、环境保护直至非遗保护和文化的生态保护,无一不是基于这样一个对文化、对人类认识的重大转变。

    但是在中国,由于当时忙于打内战,没有在广泛的民意背景上参与对法西斯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因此这种机械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在中国尚没有很好地进行清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挨打的时候觉得活该挨打,强大了就觉得说话可以大声,甚至想教训人,不能自觉地平等地对待他人,尊重他人。对于日渐强大的中国,这实在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瓦解和东欧国家的改变颜色,以美、苏两霸对抗的冷战结束了。佛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提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不再会发展出更新的形态。

    佛朗西斯?福山的这一理论,无疑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的历史中才能说明,而其他地域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虽然他没有直接主张要采用“文化霸权”的战略,但是他的理论构成了“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或说论证了“文化霸权”的“历史合理性”。曾经被西方学者自己不断批判的“西方中心论”又不可遏止地跳出来。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人们在文化上争夺霸权,以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于是,西方文化挟带着经济和军事的强势,席卷第三世界国家,文化歧视和文化压迫开始抬头。文化帝国理论纷纷出笼,“文化一元论”和“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文化高于其他民族国家文化,否认文化的平等、竞争与共存,把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对立,企图以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并以其经济、军事的优势,迷惑了相当多的人。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只重经济发展,忽视自身文化,崇拜西方文化的倾向。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我们童年还鲜活的文化,既有物质的,又有非物质的文化正在快速地远离我们,失去生命的活力。而许多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节日迅速地传播到发展中国家。世界文化是向一元化发展,还是坚持多元化,是世界能否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推动下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美国和以色列投了反对票),用公正严肃的语气明确宣布:坚持“所有文化同等尊严和尊重原则”。

    联合国以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宣布“世界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对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保护、促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是当代人及其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等。

    公约确立了“文化平等”的观念:“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前提是承认所有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族的文化在内,具有同等尊严,并应受到同等尊重。”

    中国积极地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保护。2006年,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十一 五”计划期间建设十个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构想,并于2007年3月下旬在厦门召开了“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研讨会”,决定在厦门、漳州、泉州三市建设全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个决策,极大地推动了闽南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交流和发展,当然也极大地推动了闽南文化的研究。

    从新世纪以来,漳州、泉州、厦门、台湾包括龙岩、潮汕、浙南的闽南文化研究者,正在逐步聚合为一个思想群体。这从2001年厦门的“第一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研讨会”、2003年泉州的“中国闽南文化节”和“第二届闽南文化研讨会”,2005年漳州举行的“第三届闽南文化研讨会”,2007年在厦门和金门召开的第四届、2009年在台湾举行的第五届、2010年在龙岩召开的第六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闽南文化研究这一充满文化自觉,充满内聚力的学科动态。从首届闽南文化研讨会对闽南文化定义的探讨,到2003年“中国闽南文化节”之“闽南文化论坛”上闽南学学科体系构建设想的提出,到其后各届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对闽南文化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探讨,以及2006年在厦门召开的、有15家学术团体参与的闽南文化论坛,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日渐形成共识,倡议加强闽南文化的理论建设,构建闽南学学科体系。

    2010、2011、2012年在金门和台南数次“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更体现出闽南文化研究的新视野。这种视野有三个重要的取向,一是把闽南文化研究的对象与范畴,从闽南文化的中心区域闽南、台湾,向东南亚甚至更广阔的国际空间扩展;二是为全国,乃至国际上更多的学者从他者的视角关注和研究闽南文化打开了窗户;三是台湾的学者提出,21世纪世界发展的重心在亚洲,重中之重在东亚,而闽南文化对东亚有着历史久远的影响,闽南文化必将成为深刻影响东亚发展乃至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把闽南文化的研究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在一个更加宽广的空间和更加深邃的时间来理解闽南文化的研究,推动闽南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种文化如果只是“养在深闺无人识”,它的命运是难以预测的。闽南文化只有走向世界,敢于在世界万紫千红的花海中争奇斗艳,善于在百花之中汲取营养,才可能扎根闽南、花开两岸、香飘四海,傲立于世界百花丛中。而走向世界,就需要有学科的创立,学术的架构,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把闽南文化研究提升到闽南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把对闽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发展到对闽南文化创造力和未来学的研究,标志着我们对闽南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发现,更高的自觉,我们的思维领域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文化的建设和创新,源于对文化的认识。有多少认识才有多少创新。这种认识,不是个人的,也不是文化研究群体一小部分人的,而应当而且必须是整个城市、整个地区、整个民系、民族、国家的认识。把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和发现,变为整个民系、民族的智慧,这正是今后闽南文化研究群体应当努力的一个方向。

    三、方法研究:在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相应的闽南学研究方法体系。

    自从闽南民系及其文化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搜集闽南史料、发现和解决学术问题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各个学科从它们各自的视野和学科任务出发对闽南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经验、方法和视角都是今天我们建设闽南学研究方法体系应该加以重视和借鉴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建构闽南学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虽然这个过程必然是长期的艰巨的。

    闽南学拥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任务,其中最主要的两项,一、要研究闽南民系及其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其经验教训,探索其内在规律,从而对闽南民系及其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科学预测。二、由于闽南文化分布于闽南、台湾、东南亚闽南华侨、华裔聚居地,各自面对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开拓出不同的文化变迁轨迹,简直就是造物主特设的文化变迁实验。世界上恐怕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同类型、同境遇的文化了。因此如何充分弘扬闽南文化,凝聚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华人的向心力,为共同传承、弘扬、创新闽南文化,并展开比较研究就成为闽南学学科长期的研究课题。相信这一研究不但对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都会有深远的意义。

    学科的这两项主要任务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必须要有与之相符,具有独创性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当然在闽南学建立初期,吸收借鉴其他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视角是构建自身研究方法体系的必经之路。一种新学科的新方法,不可能在起步之初就凭空创造。但在所有同志同仁的研究实践中,相信会有逐步形成的一天。

    我们认为,尽管仍在摸索之中,但是闽南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还是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思路:

    1. 在研究中,在不断客体化研究对象的同时,应当将闽南民系及其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开放、动态发展的有机生命体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应从两个路径展开,一是静态的结构性研究,其中应特别关注决定文化价值取向的文化结构中核心要素的源起、形成和发展。二是动态的过程性研究。当然,他们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极端,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结构研究使我们可细致入微地剖析文化的各个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关联关系。过程研究则使我们可以从时间的视角来审视文化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变迁,及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二者各有所长,相互不可替代,却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2.在闽南民系历史和文化事项研究中,应该重视几方面的综合考察。首先是逻辑与历史结合的研究,其次田野调查与文献材料的综合分析,还有家族谱牒与正史文献、外文资料与中文资料的相互印证。

    3.闽南学的内容丰富、形态复杂,因此有必要在研究中针对不同门类、范畴和任务,具体分析,有重点、有选择地采用相应的不同方法路径。

    4.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生物生命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文化即人,文化是具有生命规律的生命体。

    四、历史研究:准确而又具体地描述闽南民系的形成过程,使闽南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闽南学的研究对象是闽南民系及其创造的闽南文化,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要面临三个基本问题:哪里来(历史)、有什么(内涵)、是什么(核心精神)。因此关于闽南民系与文化的历史研究,是构建闽南学学科体系的基础研究之一。

    关于闽南民系的历史变迁,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比如史前闽南地区的人类活动;中原移民对闽南民系形成的作用;古百越文化的遗存;闽南人引以为豪的海洋文化的起源;宋代闽南文化的鼎盛是如何形成的;元代外族入侵对闽南文化的影响;明清闽南人向外播迁的原因、路径和影响;战争和政治对闽南民系及其文化发展的影响;刺桐港、月港和厦门港几个闽南重要港口海洋贸易的兴盛与流变;如何看待闽南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如明清的械斗;闽南民系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等等。

    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闽南民系历史流变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人们对汉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认识。

    五、本体研究:全面而具体地开展对闽南文化所涵括的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是闽南文化最基础的研究。

    闽南文化有什么?这是闽南文化研究三个基本问题之一。事实上对闽南学的研究最早和最普遍的就是对闽南文化具体事象的调查描述和归类分析,其内容至少包含了以下二十个方面的内涵:方言、口传文学、生产技术、民间工艺、行旅交通、建筑、服饰、饮食、民俗、商易、医药、民间信仰、民间艺术、武术、游艺、大众传媒、民间教育、先贤及其学术思想和闽南人的思想性格特征。

    这其中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消亡,成为文物,成为记忆,但它们依然是闽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它们所蕴含的智慧,我们今天可能因环境情感的变化而无法体会,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比我们更聪明的后代,会从中领悟智慧的火花,点燃新的创意。比如闽南商易文化中的郊商郊行,而今是再也看不到了。但在清治台湾的二百多年间,正是郊商郊行构建了闽台海峡经济圈,推动了两岸的发展与繁荣。其中的艰辛和智慧,经验与挫折,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今天去汲取、去思索并将有益于近日两岸的交往与共荣的智慧吗?

    同时,有许多闽南文化在当下依然充满了活力,充满生机,蓬蓬勃勃地发展。如闽南方言的广播、电视节目网络等大众传媒,谁能算准他们明日的发展天地呢?而明日,说不定还会有新的闽南文化,象当年的嘉庚建筑、象当年的闽南语流行歌曲迅雷般跃入闽南人的生活之中,闪亮于中华文化之林。

    对于闽南的本体研究,必然要触及另一个基本问题:闽南文化是什么?

    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上述内涵研究中“闽南人的思想性格核心”,亦即闽南文化的核心精神。

    闽南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引领闽南人,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及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是一种价值取向、理想追求。千百年来它始终引领着我们要探寻其中永生的普世理念。

    任何文化的核心精神都在信仰里面,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要到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去找,伊斯兰文化的核心精神要到古兰经里面去找。闽南文化的核心就应该到闽南民间信仰里面去寻找。闽南民间信仰有迷信,但也有好东西。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世界上哪有绝对纯洁、绝对正确无误、无暇的东西呢?闽南民间信仰有封建迷信,同时它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寄寓着闽南人的精神寄托和精神追求;也以闽南的方式展现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闽南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有两条:一是感恩敬畏。一是悲悯宽容。感恩敬畏天地自然的理念对于我们现在遇到的生态问题的解决有很大的帮助。现在全世界都在探讨的怎样建立环境友好型经济,只有与天、地、大自然友好才能可持续发展。悲悯和宽容的精神贯穿着文化平等的观念,不论鬼神,闽南人都平等对待,人生而平等,文化生而平等,这对我们中国人对世界和平都是极其重要的。

    六、文化类型学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文化类型学的研究,并分析该典型形态的文化与其社会系统及生存境况的内在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文化事象的描述和闽南文化的播迁演变,而忽视了对闽南文化自身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那还是不够的。世界上每一种独特类型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功能,都是该共同体内的人们为适应自身的生活生存环境而创造出来的。因此,从建构闽南学的意义上来说,对闽南文化的研究,就不应该停留在对闽南民系某些文化事象的直观描述,甚至也不应仅仅停留在对闽南文化与汉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源流背景的考证上,而应该把闽南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生命体、作为一个文化类型,分析其各种文化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逻辑依据和历史凭借,进而分析这种类型的文化是如何因应闽南民系独特的社会传统和生存环境而产生、而发展,分析这种文化的独特价值以及在当代社会潮流面前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些应当是我们研究闽南学的基本学术路径和现实落脚点。对闽南文化进行文化类型学的研究,分析该典型形态的文化与其社会系统及生存境况的内在关系,应当成为闽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七、结构研究:运用系统学和结构理论对闽南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和结构研究。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和他同处于这一系统的还有许多子系统,这是闽南文化的外结构。在闽南文化系统之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核心要素,一层层排列,这是闽南文化的内结构。无论是内结构,还是外结构,其间的关系和规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八、多视角研究:从民俗学、历史学、建筑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深入研究。

    闽南文化内涵极为丰富,闽南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闽南人作为汉民族一个独特的民系,闽南文化作为一个具有典型形态的民系文化,其所涉及到一系列问题,任何单一学科都是无法解决的。但是,闽南学又绝不是各个相关学科的简单组合,而是运用各相关学科中适合于研究闽南民系及其文化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综合的和跨学科的方式来研究闽南民系和闽南文化。

    九、比较研究:从文化区域学的角度研究界定闽南文化区域,并对闽南、台湾、东南亚闽南人聚居地以及漳、泉、厦、龙,闽南、潮汕、浙南、海南等不同地域的闽南文化展开比较研究。

    由于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徙潮汕、迁浙南的迁移史,使闽南文化区域在地理上并不完全相互毗连,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同地理区域中的闽南文化也产生了差异性。而近年来,关于文化区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产生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文化区域理论中关于自然环境与文化区域、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经济类型与文化区域、移民与文化区域等研究,以及关于文化区的分类、文化中心与边界分合、文化区域的等级体系及其配置特征、文化的层面与空间系统等理论,对于我们的闽南学研究,显然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我们应当充分应用文化区域学这些宝贵的研究成果,来提升闽南学研究的水平,并据此对闽南文化区域做出科学的界定,对文化区域内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做出科学的分析。当前,尤其应当关注。

    1、闽南文化的空间分布与文化格局:闽南文化区域和泛闽南文化区域

    区域的形成、变迁、界定和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

    2、闽南文化在闽南、台湾、东南亚三个子区域的不同发展及其相互影响

    3、闽南文化在厦门、漳州、泉州三地的多元发展

    4、裂变与聚合:闽南文化特殊的发展路径

    十、应用研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闽南文化的保护、研究、传承、建设、宣传普及、交流、创新等方面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应用研究。

    闽南文化发展包含相互联系的七个环节:保护、研究、传承、建设、创新、交流、宣传普及。这七个基本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它们的循环往复,共同组成了闽南文化发展的轨迹,其中任何一环的缺失,都会导致文化发展的停滞甚至消逝。

    我们的理论研究不能关在象牙塔,必须关注、回答现实社会生活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当前,主要有:闽南文化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传承创新,推动闽南文化引领厦漳泉同城化;闽南文化和当代道德建设;闽南文化构建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平台;闽南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闽南文化与创意文化产业;闽南文化与闽南经济文化化等等。只有把闽南文化研究紧紧地联系着社会发展的脉搏,我们才能获得各方面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使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特别是面对海峡的波涛和人为的阻隔,闽南文化如何发挥维系两岸闽南人重要精神纽带的作用,为民族和解与祖国和平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所有闽南人共同的课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要两岸的闽南人握手言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就基本可以实现。这是历史给予闽南人的机遇,也是闽南文化不可推辞的历史使命。

    十一、未来学研究:在考察和研究闽南文化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开展闽南学的未来学研究,探索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发展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闽南文化还能不能和怎样才能继续创新发展,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

    文化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发展的:一是“趋同”,一是“变异”。“趋同”是一种纵向发展,也就是趋于共同的方向。“变异”是一种横向的开拓,一般有三方面的导向,即融汇外来文化,边缘文化的中心化和与原来互不相干的其他学科杂交。

    只有两种方式均衡运用,互相作用,文化才能巩固发展。闽南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趋同”与“变异”。闽南文化的未来系于我们如何大胆而又谨慎地运用“趋同”与“变异”,开创出新的局面。这一方面留给我们研究和实践的空间是无限的。

    在新的世纪,文化建设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的课题。比较客家学和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们闽南是落后了。所有闽南人应当共同携手为闽南文化、中华文化灿烂的未来努力奋斗。


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期待陈先生更多作品,更好地学习和认识中国。
    2018/2/10 17:22:47
  • 目前在草根网有两位地方学研究者建立了个人博客。希望有更多的地方学研究者在这个平台上互动交流、展现研究成果。
          同一个主题,同一个平台,优势互补,大有作为!
    2018/2/8 11:32:51
  • 公告 - 陈耕:让闽南人了解自己,让外地人了解闽南
        经本站审核,草根网最新开通“耕读闽南”陈耕的博客。以下是陈耕给广大草根网友的留言:让闽南人了解自己,让外地人了解闽南。
    2018/1/9 13:51:22
评分与评论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错 太棒了
姓名 
联系方式
  评论员用户名 密码 注册为评论员
最新通过审核的评论员: wulezhi   洛云竹66   13150142784   hngtkj   1298168643   JUSTSOSO   wu03719   褐瞳001   天地弗久   顽强的石头
   发贴后,本网站会记录您的IP地址。请注意,根据我国法律,网站会将有关您的发帖内容、发帖时间以及您发帖时的IP地址的记录保留至少60天,并且只要接到合法请求,即会将这类信息提供给有
关机构。详细使用条款>>
草根简介


中共党员,厦门人,曾任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所长,歌舞剧院院长、厦门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组长、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2007年获文化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进个人”称号。
最新评论 更多>>

最新文章 更多>>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QQ513460486 邮箱:icaogen@126.com
CopyRight © 2006-2013 www.jnzgj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110479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