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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对象: 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占GDP百分之二的研发投入虽然绝对数量可观,但是研发的绩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大量的研发(Research & Development,简称R&D)是发(development)而不是研(research);我们的创新也大量集中在满足用户体验和提升效率这两个层次,在以复杂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方面,我们严重匮乏。

    缺乏科学的理性精神,我们急功近利、好奇心钝化,对建立起对人类世界、对本源和普遍性的深刻理解缺乏兴趣。

    我们不愿也无法专注于基础科学和底层支撑性技术的研究,通过资本实现技术上的“拿来主义。”

    我们躁动着,在各种各样质量不一的思维泡沫的指引下,寻找各种快速成“财”的商业逻辑与商业机会,却缺乏更大的格局去思考真正推动人类进化的力量。

    历史反复教育我们,人们愿意相信并乐于制造各类泡沫的原因在于只有在泡沫中他们才有机会短期攫取暴利。

    于是,在一个财富梦想主导一切的时代,在各式各样的思维脑洞里,在大风过后的满地狼藉中,我们感叹着埃隆•;马斯克和Space X的奇迹,焦虑着自己的生活。

    这难道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时代调性吗?

    120年前的戊戌年,光绪帝颁发诏书,推行变法。未几,变法失败。变法者虽未竟事功,但留下了京师大学堂,国学之外,讲授科学,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精神启蒙和“赛先生”之滥觞。

    自此,“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蔡元培语),致力于追求真理但宽容异见的科学精神,贯穿岁月山河于始终,敲击着我们的心灵。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说到,“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在大分化的时代,指导性的理论和价值观分外重要,而形成超越的思想的最重要前提是科学精神。

    时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是我们在放弃自己。

    120年后,我们再度出发,诚意正心,拥抱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过的科学精神。

    以过往为序章,盛大演出即将开启。

    你好,2018!
2018-02-24
评论对象: 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
于是,面对迎面而来的各式冲击,我们雷厉风行寻找各种风口——制度风口、资源风口、商业模式风口、技术风口、甚至“无厘头”风口,把“短、平、快”的攫取利益视为当然,把建立关系和做交易的能力等同于经营管理和商业思想,把跑马圈地、占有各类资源并据此疯狂寻租看成中国式的商业规律;

    我们开口闭口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疗法、比特币、区块链和ICO,为能否得到那张技术”船票”而焦虑,却不知只有通过更为系统、注定辛苦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才能深入理解这些技术的底层结构和支撑它们的基础设施,进而判断它们可能的商业应用场景。

    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缺乏追问因果关系的想法,我们偏安于林林总总的各类思维泡沫之中,自以为是已经洞悉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找到了那些推动人类进化的源动力。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过去60年,发展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证据告诉我们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科学规律。我们认识到反映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使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于技术创新和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我们确知技术和模式创新确实影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但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漫长、复杂得多。

    以生物技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高科技不断改变全球产业格局的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还不到1%,远低于1870年至1970年美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所取得的2%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获得了4%以上的TFP年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解释了中国人均GDP的爆发式增长。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高增长阶段的结束,TFP增长率在过去六年已经下降到年均2.3%的水平。

    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更多更有效的研发和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与保护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
201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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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反复提醒20年前中国A股市场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叫长虹电器;而那些自诩“洞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们几乎是众口一词,不断加剧着我们在认知上的焦虑——未来已来!转变思维、改变跑道,打开脑洞,否则你会被时代抛弃!

    时代会以什么样的姿势将我们抛弃?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调性吗?

    诚然,我们身处一个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时代。

    新技术的冲击,经济重心的倾斜,地缘政治的变迁、和逆全球化等思潮在不断改变着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一个又一个行业结束了“黄金时代”,开始步入“白银时代”甚至“青铜时代”;再者,长期以来,我们用仅占世界6%的水资源,9%的耕地面积和20%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50%的钢,52%的铝,和60%的水泥,用掉了全世界将近50%的能源。

    在另一个时空里可能需要300年才能发生的事在中国浓缩在不到40年就全发生了。我们知道这种规模导向、严重依靠要素投入、以大量举债为支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的确,任何个体都不能摆脱家国和时代大潮的冲击和裹挟。但是,我们该就此焦虑吗?

    德鲁克曾说过,“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

    身处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家普遍感受到的焦虑和进退失据,而在于那一系列不断催生焦虑情绪的错误认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我们的思想力始终没有被培养起来这一事实。

    我们并没有与经济高速增长去同步发展我们极为稀缺的科学精神。

    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我们主动或是被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固化出对“权威”和“大家”的崇拜与依附,将思想自由拱手让出,让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泡沫引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进而不断加剧自己的焦虑感。
201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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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振聋发聩!思维泡沫,祸害了多少中国人
2018-02-22 •; 来源: 正和岛

    岛 君 说  
    当下的精英们几乎众口一词——未来已来!转变思维、改变跑道,打开脑洞,否则你会被时代抛弃!

    然而,时代会以什么样的姿势将我们抛弃?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看来,身处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家普遍感受到的焦虑和进退失据,而在于那一系列不断催生焦虑情绪的错误认知。太多的中国人愿意相信并乐于制造各类泡沫,只有在泡沫中他们才有机会短期攫取暴利。

    其实,时代从未放弃我们,是我们在放弃自己。

    2018年2月16日,又一个戊戌狗年轰然而至。

    过去40年,我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得益于思想解放所释放出的动人心魄的力量,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震撼的一个经济奇迹:

    1978-2017年,一个13多亿人口的国家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5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微不足道的1.8%增长到2017年的14.8%;

    一个自150年前的满清“洋务运动”起就开始苦苦探索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屡败屡试,终于在改革开放这40年修成正果,建成了堪称全世界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完成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从改革初期的不到200美元增长到逾9000美元,我们见证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消费需求正引领着全球经济重心的倾斜和产业格局的变迁……

    宏大的叙事下从来都是无数个体的坚持与奋斗——40年间,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财富故事和一代又一代的商业传奇。在40年的高歌猛进和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之后,手握一手好牌,我们本应更从容淡定,击节吟唱中国的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与成熟。

    然而,岁月繁华背后,我们却越来越多的感受到焦虑——焦虑发展还不够快,焦虑思维跟不上变化,焦虑被新技术、新模式颠覆淘汰,甚至焦虑朋友圈里那些个没听过的新词,焦虑自己赶不上那趟奔驰着名叫“财富”的列车。
201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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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的人工智能

    如果透过历史能看到未来,那么中国将对人工智能抱以务实的态度。人工智能再重要,但终究只是一种工具。

    推动人工智能革命的各种“部件”,包括物联网在内,都出自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国企业不会进行存在主义的探讨,而将专注于在自动驾驶和医疗等特定领域开展实践应用。

    基于中国庞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些系统经过中国的测试将向全球推广并形成标准。届时,中国不但是世界最大的硬件生产国,而且拥有超过10亿用户的海量数据,这种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用人工智能会不会是人类最后掌握的技术?拥有高级智能的机器人会不会接管人类命运?中国人不太会去考虑这样的问题。

    当被问及机器人未来能否控制人类时,一名中国企业家答道:智力来自大脑,但智慧和爱来自内心。对中国人(以及吸收中国文化并保留泛灵论根源的日本人)来说,开发任何类型的机器人,本质其实都是调和精神与物质。

    像智慧与爱情这样的人类特性可以模拟,但无法在非生物系统中复制。人类的大脑不仅仅是个基于二进制或布尔逻辑的运算机器,它被嵌入了一个涵盖器官、组织、血液、新陈代谢和感觉运动等多重功能的生物系统,其中既有模拟又有二元逻辑程序。
人体生物系统是自然和宇宙能量场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考虑量子物理世界——再加上中国人对天地人三气交互的认识——那么显然人类大脑不是一个有复位按钮的机器,它应被视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事物。
复制整个“系统”将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浩大工程,通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如果达到这种程度,也就不会试图控制人类了。相反,它们每天清晨都会向人类主人鞠躬致敬,向造物主显示谦卑和尊敬。

    (观察者网吴迪译自《亚洲时报在线》,本文为《数码巨龙:涅槃必经的大道之国》一书的简介。)
201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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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原理

    控制论是第一个综合性计算理论,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现代飞机上使用的自动驾驶仪。自动驾驶仪确保飞机在导航器设定的参数范围内从A航行到B。一个使用布尔逻辑的反馈系统能够考虑到飞行途中的所有可能性,如果飞机遇到强烈的侧风,那么机翼上的副翼就会被激活迫使航线修正。

    控制论依赖于詹姆斯•;麦克斯韦提出的反馈原理,他也提出了电磁辐射的经典理论,将电、磁和光看作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也可以被看作对“气”的科学分类。
    
    从环境控制系统到自动驾驶汽车的导航系统,控制论已经成为无数技术的关键,它还是人工智能的概念框架。第一代人工智能其实就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控制系统,通常是为特定领域设计的,例如下棋和控制自动驾驶车辆。

    部分人工智能科学家认为,下一代人工智能,即通用人工智能(或称强人工智能),将具备处理几乎所有人类工作的能力。通用人工智能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专家说它应该有能力进行推理、使用策略、解决谜题、在不确定环境中做出判断、运用知识、计划、学习、用自然语言进行交流,以及综合运用上述技能实现普通目标。

    通用人工智能的技能树包括了许多人类的能力,那么文化差异将在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社交和情商并不总合乎数学逻辑,而且文化将起到很大的塑造作用。中国的通用人工智能将与美国或欧洲不同。

    讲面子、非言语沟通、避免对抗以及用沉默表达意思等,都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元素,早已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走向现代化,但并没有“西方化”,就本质而言,中国依然是一个儒家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强调以忠孝节义来规范行为和道德。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儒道结合,道家理念根植于古老的泛灵论,认为宇宙万物相互关联,并努力寻求阴阳平衡以顺应自然。
201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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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人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的。

    《易经》其实就阐述了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只不过中国人当时还没有发明这个词,《易经》是基于一个正确的假设上的,那就是人类生命本身就在概率云当中展开。

    因为牛顿物理学的存在,西方反而难以理解这一点。

    300多年来,牛顿物理学使西方人的世界观逐渐固化,认为宇宙是一个可预测的机器,其运行规则也是可预测的。
201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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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逻辑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政府任命数学家诺伯特•;威纳带领团队研发一种速度和精确度无与伦比的计算机。美军开展破解密码、精确制导,以及其他复杂计算活动,都需要高速运算。威纳的工作最终发展为“控制论”技术。

    截至上世纪40年代,大多数计算机还都是模拟计算机。在《控制论》一书中,威纳解释了他选择二进制计算的理由。

    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当大脑在处理信息时,会以断断续续的微弱电流传输信号。威纳的团队推测,如果大脑以断断续续的方式处理信息,那么电子计算机也可以应用同样的原理。他们认为基于离散数学的二进制机器比模拟系统更加稳定,因为后者依赖于模拟电流强度的变化来处理数字。

    到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计算机已经采用了二进制架构的设计。

    在西方学者中,李约瑟第一个看到了《易经》的二元逻辑与二进制/布尔运算之间的关系。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是这样评述莱布尼茨与中国文明擦出的火花的:

    “正如威纳在他的控制论(关于自我调适系统的研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它(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代码)被认为是目前最适用于大型计算机的系统。建立在二进制基础上的算法十分便捷,要控制电路或热离子管的开关,只需要用‘开’和‘关’两种状态;因此所涉算法属于布尔代数,布尔类型只有‘是’或‘否’两个选项,即属于或不属于该类型。

    因此,莱布尼茨不仅发展了二进制算术,同时也是现代数学逻辑的奠基人以及计算机的先驱。我们今后可能会认识到,中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莱布尼茨的代数和数学逻辑,《易经》中的指令体系预示了二进制算术。”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代码和布尔代数对量子物理学研究贡献巨大。

    二进制代码和布尔类型对离散数学至关重要,而离散数学则为量子物理学处理不确定性原理提供了工具。

    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说,我们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因为粒子存在于“概率云”当中。我们能做的是用网格捕捉粒子,以及通过不同的变量,计算出粒子出现在某个网格中的概率。
201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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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或伪

    莱布尼茨因此成为数学逻辑之父,并最终成为数字革命的奠基人。19世纪的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在二进制代码基础上发明了一种代数。布尔代数是一个类型代数; 它能帮助数学家对事物、物体或想法等只有真假两种值的“类型”进行数学运算。例如,如果符号x表示一类“白色物体”,符号y表示一类“圆形物体”,那么符号xy则代表既白又圆的物体。

    布尔发明了几种基于二元逻辑的数学函数(逻辑与、逻辑或、逻辑非、异或、同或等),布尔逻辑使我们能够对数字以外的符号进行代数运算,这一发明对20世纪现代数字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注意到,布尔类型的划分与中国的六十四卦颇为相似。中国古人创造了八种卦形来代表由阴阳变化,每一卦代表着自然界的某些事物或特质。八卦进一步两两组合,便形成了六十四卦。

    每个单卦的属性都体现在终的六十四卦上,巽(风)上艮(山)下为渐卦,主循序渐进。想想风对山林生长的影响,这样属性特质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兑(泽)上艮(山)下的咸卦则意味着“互相感应”。

    《易经》是一本讲解六十四卦的手册,它为很多原型的深层意义提供了指导,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然趋势的认识。在我们做出结婚、买房、搬迁等重大决定之前,不妨翻翻这本书,参考一下。随机选择的卦象可以为我们呈现一系列不同的二元选项——由此来衡量利弊、得失、进退等等。

    《易经》为我们阐释了六十四卦每一卦象以及卦象中六条线各自的意义。虽然它并不给我们具体的建议,却可以帮助我们在潜意识中搜寻答案。研究超个体心理学的玛丽索尔•;冈萨雷斯恰如其分地将《易经》称为心理学计算机。
201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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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间的张力网

    “气”其实是一种前科学时代的电磁概念。

    现代汉语把电叫作“电气”,中国古人则认为气有三种体现形式。“天气”清阳、“地气”浊阴,它们的升降交会决定了气候和自然灾害,风雨等现象都是天地在自我调整平衡。而“人气”则受天地之气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的身体和精神往往受到月亮盈亏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天地构成了一张充满张力的巨网。

    20世纪的欧洲物理学家认为,中国传统观念的大致方向是正确的。

    19世纪人类掌握电力,为亚原子科学开辟了道路。此时,量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等很多科学家意识到,他们在亚原子世界中观察到的现象高度近似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

    电子呈现出波粒二象性,它们闪烁不停,既有粒子的动量,又有波的频率。这种二元性与阴阳两仪的相似之处启发了玻尔,他把自己家族的纹章设计成阴阳图案。

    20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弗里特乔夫•;卡普拉在著作《物理学之道》中借用中国人所说的阴阳来描述量子物理学中的亚原子粒子行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国语•;越语)。”

    量子物理学家并不是第一批意识到中国文化现代特质的欧洲人。这一殊荣应该属于德国自然哲学家、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17世纪末,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代码,这种代码如今广泛应用于现代“数码”计算机中。

    莱布尼茨是西方科学专业细分化之前最后几位全科大师之一,他长期与驻北京的耶稣会士布维保持书信往来。

    布维神父寄给莱布尼茨的六十四卦图表,阿拉伯数字为莱布尼茨添加

    莱布尼茨给布维寄去了他关于二进制代码的论文,布维在回信中附了一张六十四卦的图表,并告诉莱布尼茨中国人使用二进制代码已经好多个世纪了,这正是《易经》的基础。

    莱布尼茨非常激动,他认为二进制代码与中国卦象的相似性恰好证实了其普世意义。他后来又写了第二篇论文,推崇中国人为二进制代码真正的发明者——虽然他们使用的是连续或不连续的线段而非0 或1,但这只是符号差别,本质逻辑是一样的。
201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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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科学

    对中国人来说,在自然界中勘定阴阳、盈亏、强弱、远近、横竖、虚实,既是科学更是艺术。天下万物,不管是人兽草木,皆在大道之中。

    阴阳调和成为了中华文明一切发展的指导原则,它体现在建筑、农业、武术、医药、音乐、饮食等方方面面,甚至儒家思想也是“道”的产物。

    中国人把阴阳之间的磁性张力称为“气”(古作炁)。哪里有阴阳两仪的对立,哪里就有气。从浩瀚无穷的宇宙到地球上最微小的物质(甚至是“非物质”),都有“气”的存在。

    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因此有多种不同的翻译方式,比如说cosmic breath(宇宙气息)、ether(以太)、spirit(精神),vital force(活力),life energy(生命能量)等等。

    《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作者李约瑟借用了量子物理的术语“质能”来翻译“气”。古人云“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中华文化最著名的符号“龙”也与气有紧密的关系。

    “气”在世俗社会被神圣化,中国艺术家将表现“气”视作自己的使命。13世纪画家牧谿在《叭叭鸟图》中用不同事物的阴阳对立来捕捉“气”,堪称教科书般的例子:白为阴,黑为阳;凹为阴,凸为阳;低为阴,高为阳,阴阳两极在整幅画作中形成张力。用手遮住高处凸起的树枝(即“阳”的部分),只留下下方凹陷的树干(即“阴”的部分),整个构图瞬间就崩塌了,阴阳视觉张力所产生的“气”也就随之消失了。

    禅僧法常对日本绘画影响甚巨,其叭叭鸟图尤受推崇

    尽管整幅画作是单色的,但这只叭叭鸟却栩栩如生,这是因为作者通过长期观察,捕捉到了它内在的气韵。

    中国古代书画名家讲究“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正如英国艺术史学家乔治•;罗利在《中国画原理》中所解释的那样:“如果艺术家捕捉到了气,其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但若没捕捉到气,那无论描绘得多么逼真,修饰得多么精美,技法多么高超,天赋多么傲人,都不足以拯救这幅毫无生气的作品。”
201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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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人工智能的未来,要先回到中国的历史

    扬克里克《数码巨龙:涅槃必经的大道之国》
    2018-02-21  来源:观察者网
    
    关键字: 人工智能  八卦  中国人工智能  中国AIAI强人工智能  阴阳  易经  太极

    人工智能带给我们开展思想实验的宝贵机会。有专家预测,人工智能最终可能取代人类,甚至主宰人类命运。如果让人工智能发展出独立的思想,它将有怎样的欲望和野心?它存在的意义又会是什么呢?后人类时代的人工智能还会不会继续进行科研,探索宇宙奥秘呢?它会像我们一样欣赏艺术吗?它的文化维度又会是怎样的?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科技,那么中国的人工智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有区别吗?如果有,区别在哪里呢?

    要回答这些艰深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自然哲学和世界观出发。

    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二元逻辑,而中国对此早已十分熟悉。不仅如此,中国哲学家还令人信服地提出,人类所能知晓的事物是有限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计算概率而已。

    中国世界观的起源

    中国11世纪自然哲学家周敦颐通过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概括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他在《太极图说》中将宇宙描述为二元力量的相互作用,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概括了地球乃至整个宇宙。

    周敦颐《太极图》

    和中国其他自然哲学家一样,周敦颐没有尝试用数学框架来解释自己的模型,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科学证明法完全陌生。中国人把不确定性视为给定条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宇宙的结构——中国人坚信自然的根本在于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阴阳两仪。乾坤、正负、男女、盛衰、昼夜、动静,甚至时间与空间,阴阳无处不在。

    中国人认为自然的本质在于两极交互,这种概念使中国人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得以脱离泛灵论。在中国人的创世理论中,阴阳从混沌中分离,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形成了世间万物。这只推动宇宙演化的“看不见的手”,被中国人称为“道”。

    中国古人认为,既然自然的根本在于阴阳的对立互补,那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人生。人要顺应阴阳才能与二元的宇宙融为一体。这种辩证思想构成了《易经》的基础,而这本经典著作则是中国古人理解宇宙的“说明书”。
2018-02-23
评论对象: 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
只要是中国人, 有谁相信中、农、工、建各大行会破产呢?绝大多数不相信。为什么?是因为占据世界最大规模银行前五位的中、农、工、建四大行资本金的80%以上是国家给的, 四大行背后是国家信誉, 因此能承担长期负债。

    国家金融资本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 但有一条, 它是稳定的。如果它破产, 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

  1998年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我国中、农、工、建四大行全都是1/3以上坏账, 按说大大超过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必须破产, 但在中国没破产, 中央一条政策, 把所有不良资产全部划出来组建四大资产公司去处置, 使得银行债务归零, 财政部下属的中央汇金重新注资满足巴塞尔协定的要求, 然后把它推进股票市场去融资, 这就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办法。

  总之, 当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时候, 怎么才能让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基层政府夯实乡土基础应对软着陆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补短板, 再平衡, 从工业供给侧改革、农业供给侧改革, 进一步过渡到全面贯彻生态文明、乡村振兴这些国家重大战略。这是中共“十九大”的重要精神体现。
201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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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90年代末期遭遇第一轮生产过剩的时候, 采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 实现的是区域发展平衡战略。也就是说, 对于生产过剩危机, 中国直接的调控手段是政府出手做多, 而不是放任市场做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国版。

  国家基本建设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后果, 是所有的实体性资产大幅增值。同理, 国家大规模向农村大量通路、电、水、气、宽带, 农村过去所有不计价的资源型资产随之水涨船高, 全部计价升值。

    比如过去山上长了一棵好树, 地里长了一田好油菜, 只是个别背包客跋山涉水来看, 有价格吗?没有。现在农村实现“五通”了, 城里消费者开车来消费美景, 于是景观农业就值钱了!但过去乡村是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的资源, 而不是价值化的资产。

    如果城里人来农村喝山泉水, 乡下水值钱了;吸山里的清新空气, 山区空气值钱了;上农家乐食宿消费, 农民住宅值钱了。现在中国投资基本建设造成真正大规模增值的是实体性资产 (physical property)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大规模投资以前, 农民的地产只有十万亿左右, 而现在100万亿都不止。资产大规模增值使得每一个拥有资产的人包括下层社会的农民, 手里的资源性资产都具有增值空间。

  实体资产增值带来另外一个机会, 即中央政府据此大规模增发货币:一方面是随着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的增加, 带动对冲增发;另一方面, 随着资产增值和增值过程中交易大量发生, 实际上也在拉动货币化, 而货币化产生的铸币税收益归了中央政府。因为中国是一个本币不对外开放的国家, 除非外汇是生产投资, 否则不得直接进入来炒作中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这点值得注意:恰恰是因为不开放本币、不开放资本市场, 从而造成了中国自己的金融资本崛起。中国金融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 世界大银行排名中, 中、农、工、建全在前五位。
201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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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1998年中国正在推进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这时候, 中、农、工、建四大行出现三分之一以上坏账, 银行没钱怎么办?中央直接增发国债支援基建投资。例如西部大开发投入的3.6万亿中, 三分之二是国债投资。

  西方很多人对中国体制不满意, 国内很多人也跟着唱和;可是, 如果没有这种相对集中的能力, 我们无法度过那场危机。

    很多人都说, 东亚金融风暴危机直接影响中国, 中国怎么能够幸免于难?其实本来不应该幸免, 因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外需拉动型增长, 突然外需陡然下降, 立刻跌入危机。

    所谓中国经验, 不外乎就是政府逆周期调控“直接出手做多”。类似的应对危机的做法, 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用过, 而且采用后的效果非常显著。在那一场世界性的大危机中, 欧洲所有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全垮了。罗斯福的宏观调控, 直接用国债上内陆基本建设投资, 私人资本停掉, 私人银行停掉, 就是政府直接出手干预。当罗斯福这样救了美国之后, 他给自己定义为“新国家主义”。

  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 我们化危为机就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 结果呢?中国形成了区域发展的再平衡趋势。比如重庆的崛起———如果没有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山区的基本建设, 重庆经济怎么可能起飞?现在重庆不仅是西部而且是全国GDP增长速度的领跑者, 依靠的还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投资。

  另一方面, 自从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来, 国家于2005年启动了新农村建设, 至今已经投进去十几万亿, 针对的主要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除了像重庆那种大库区、大山区等地区不少贫困问题还没解决外, 全国农村中百分之98%至99%的地方行政村实现了五通 (路、电、水、气、宽带) 。中小企业现在纷纷兴起。

    如果说过去让农民放弃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他可能很高兴。那现在呢?劝他放弃农村户口则很难。很多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是大量城里户口的人纷纷回村去要求返回农民身份, 获得农村户口。
2018-02-23
评论对象: 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
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衡, 是90年代政策导向下所发生的问题。所以我才很无奈地强调, 这不是农业问题, 而是“三农”问题, 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权利。这个建议与90年代的主流思想不一样, 我就及时转型去读在职学位, 做学术研究和国际项目, 争取发表文章, 为自己造点学术积累。

  有过80年代提出到90年代实现的区域不平衡发展, 也有过80年代之前的区域平衡发展, 但这都不仅是客观的, 也带有主观因素, 所以才有后面的艰难调整。

  因此, “十九大”说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是主要矛盾, 其针对性很强。

  政策的发展随着事物客观矛盾性质的不断演化而不断做出调整, 这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十九大”报告的最新思想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引领21世纪的发展导向, 进一步尽我们应尽的国际责任。

  所以, 战略调整、结构整顿, 应该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因为当今中国的问题除了大家常说的债务过高, 污染严重之外, 还实际上面临着第二轮生产过剩问题。

  第一轮的生产过剩已经过去了。对此提出政策建议者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 他早在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叫“双重过剩 (生产和劳动力过剩) 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所以, 40万国企倒闭, 四千万国企职工下岗, 就是那一轮生产过剩所形成的代价。这个代价谁承担了呢?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村农民。

  那一次危机应对, 主要是靠林毅夫以及马洪、陆百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中国主管经济政策的官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从1998年开始的强力调控, 中央直接用财政增发国债, 以国债来拉动投资, 以投资来稳定中国经济增长。

  对第一轮生产过剩的应对措施不仅有效, 而且还调整了区域发展不平衡。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总投资3.6万亿, 接着2001年起步的东北振兴总投资2.4万亿。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3年继任随后推出中部崛起政策, 政府投资都是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大调整。
2018-02-23
评论对象: 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
当时我的批判性还比较强, 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只发展沿海一条边?那时候提出的不同意见是, 中国应该是“π形”战略, 除了沿海一条边以外, 还有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我原本的想法是能够把长江黄河都跑下来。当时我就组织了一个摩托车队, 从青藏高原, 沿着黄河一路跑了八个省两万多华里。这样做其实是想向人们说明我国地大物博, 不能只是单边式的不平衡发展!

  当然我们的努力没奏效。中国沿着不平衡发展模式去追求短期的快速增长!如今看, 既无可厚非, 也没有对错。因为它已经成为过去了, 现在基本实现了区域再平衡和城乡再平衡。这也是对中国坚持“四个自信”的经验支撑。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搞政策调研的时候, 特别强调农民在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权。诚然, 那个时候中央政策也讲要赋予农民自主发展权利。所以那个年代出现过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 主要因为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快于城市, 短短十年农村工业化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我们的教科书写着资本原始积累充满了血腥。请问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化的时候有血腥吗?有人上访吗?没有, 连告状信都很少。为什么这里的资本积累静悄悄, 因为农民得到自主发展权, 自己解决非农就业。短短十年中, 农民自主工业化解决了一亿多农民就业, 带来了农民收入增长, 也带来了农民内需扩大拉动城市经济增长。那个时候, 可以说不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 其实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发展权利。

  今天大家都谈土地制度, 也有很多人研究土地制度, 请问有多少人研究过80年代土地制度为什么有利于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两种高增长, 所以在1998年中央文件总结20年农村改革经验的时候指出, 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一是家庭承包;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

    今天研究改革的人, 还有几个人自觉把1998年的“三中全会”文件当做改革经验归纳呢?很少。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有西方制度转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 难道真有按照这“四化”成功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么?作为当年的政策人员, 其实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这里只是说明, 我们确实有过内需拉动型增长, 有过城乡平衡的发展。
2018-02-22
评论对象: 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
中共“十九大”报告不再强调村民直选, 而是强调由自治、法制、德治结合起来的有效治理。

  治理与管理的最大差别在于: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治理是多种群体通过多元互动才能达到的稳态结构。信息的充分表达, 才能构成良治。

    今天, 大多数人研究乡村治理, 其实是以管理概念为核心, 最终落实到建议上无外乎是加强规范法制。具有强制性的法制难道是治理吗?当然不是。

    治理是因地理、气候等多样性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多样性, 通过这一自然多样性形成多元化群体基础上的经济文化活动, 形成结构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20字方针就是针对此的。

  中国下层社会长期存在良绅自治, 其中“文”与“治”一般是一体的, 维护文明的一定是良治。没搞社会广泛参与的良治能形成文明吗?

    “十九大”提出的“20字方针”, 可以理解为“三生” (生产、生态、生活) +“文治” (文明、治理) 。这和我们开展的生态文明试验及长期以来的乡村建设实践的内涵, 都是高度吻合的。据此, 怎么理解以生态文明内生多样性来构建我们的“三生+文治”, 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搞“三农”研究的人应该关心的。

  自古以来, 当我们形成国家的时候, 当秦汉从封建制演变成一个郡县制国家的时候, 乡村作为稳态社会的基础结构, 与之共同形成了农业社会的二元治理, 上层社会叫官本位管理, 下层社会叫乡村自治。

  五、化危为机的投资拉动与三大差别再平衡

  生态文明作为新世纪战略转型方向确立以后,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成为了主要矛盾。所谓不平衡、不充分, 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三大差别, 即沿海与内地的差别, 城乡之间的差别和贫富之间的差别。

  1985年, 笔者曾经沿黄河走过四个多月来实地调研考察。因为在1985年中国政策界的一部分人强调梯度发展理论, 那意味着“差别”扩大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为的。在此之前, 中国内陆的发展其实是有特殊条件的, 比如重庆、贵州、四川、陕西等都是当年国家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 大量的国家资本流向中西部。但在1985年走向另一个极端, 人为地确定要按照梯度理论推进不平衡———先发展沿海一条边。
2018-02-22
评论对象: 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
进一步看, 战国时期的长城主要是沿着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修的。为什么?因为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以南以东, 是典型的农耕区域, 往北往西, 就是半农半牧区, 再往北, 则属干旱游牧带。所以, 从气候带所决定的两条线, 促使中国早期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国家 (state) 是什么?首先要有一个足够调控社会资源的权力, 其次就是对外作战的军队。战国时期, 六国都要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压, 而在周朝封建制之下, 诸侯有私家军而没有国军。可是, 北方六国修筑长城必须调度人力和资源, 强大些的就自立霸主, 演变为封建诸侯, 因建立早期国家形态而自发地告别所谓封建制。

  所谓封建制是什么?主要是分封, 帝王把自己的族人亲友全部封出去做诸侯。中国自秦汉以来实现的主要是郡县制, 也早就不“封建”了。当然也有个别朝代实行分封, 但是每次分封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秦朝郡县制以后差不多经过上千年的完善, 到宋代最终改为三权分立、科考取士, 形成以郡县为基本政权框架的、中央集中管理的国家体制。

  据此, 我们认为, 中国并没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只有夏商周约两千年是部落联盟过渡而成的封建制, 而到了周代晚期、秦汉大一统国家组建之后, 就已经告别封建进入统一, 成为了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郡县制国家。

  四、乡土中国低成本的村社自治成为国家政治的稳定基础
  就下层社会的乡村治理而言, 与中央王权集中管理的上层制度有实质性差异。上层社会主要是通过郡县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协调, 而郡县以下的乡村, 长期是低成本自治的自给自足社会。

  上层社会是官治, 下层社会是自治, 才能构建低成本稳定的国家二元体制。

  因为乡村是一个自治社会, 它可以长期封闭性地自主存在。很多从古到今的案例告诉大家, 乡土社会实现自治是一个国家最节约成本的治理方式。

    如果一定要把官员体系安排到乡村基层, 要搞一个与正规城市同样的治理, 那就得支付很高的制度成本。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成功典范。很多国家都已因治理成本过高而引发社会动乱。

    有的人动辄要求在农村建立现代法治, 真对吗?关键是谁来支付制度成本?且不说目前县级财政三分之二严重亏损, 很多地方占地套取70%现金用于填补把旧贷转为新贷的利息差额, 否则拿什么支付庞大的制度成本?
2018-02-22
评论对象: 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
接着, 为了对开就得“车同轨”, 得罪了一大批“大马宽车”的旧贵族。为了从内地到边关都认识官方文件, 就得“书同文”, 也就引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愤怒, 于是秦始皇杀了一批文人。为了货畅其流就要“统一度量衡”, 那又得罪了商人……再加上大规模征集徭役修长城, 势必得罪老百姓。社会各阶层都被得罪了, 这是秦朝不仅“二世而亡”, 而且还至今被痛骂几千年的重要原因。

  但是, 接着秦亡而发生的却是“汉承秦制”, 汉朝继续完成这个大饼状的、有战略纵深的帝国。历史上只要有大一统, 就能够抗击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 遇到气候暖化时, 农耕社会还能不断向北反扑。

    所以有当年汉武帝击匈奴, 把匈奴压到欧洲去了。

    而到唐代, 则先后灭了两大突厥。南匈奴和北匈奴是在汉代被消灭的, 东西突厥是被唐代消灭的。突厥哪儿去了?突厥西进形成著名的“突厥走廊”, 其中的一支向西南经略, 攻入了君士坦丁堡, 导致继承东罗马的“拜占庭”走向灭亡。东罗马及拜占庭不曾经也是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吗?却是被唐代打出去到了中亚、再转向西亚的突厥部族中的一支军队所击败, 最后走向灭亡。

  中国以国家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中断, 取决于秦始皇当年构建的一个大饼状的、有地域纵深的、能够防御北方骑兵南下的广大空间。

    因此, 对照环形国家罗马的灭亡, 汉唐以来的中国统治阶级无不试图追回大一统, 形成一个地域纵深广大的国家。如果没有形成大国, 就会出现乱世, 乱到什么程度?西汉最强盛的时候人口达九千万, 到东汉末年三国两晋战乱之后, 只剩下三百万。

  纵看历史, 没有一个广大的地域纵深的国家, 就没有不中断的历史文化传承, 农耕民族人口众多, 但分散的小农村社无法保护自己。亚洲大陆气候地理的多样性, 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政治形态, 国家也是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传承的载体。

  我们认识到, 由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

    据此可知, 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说明一个新时代的转型概念:坚持生态文明, 是中国五千年来历史演变的客观结果, 不是主观选择,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 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
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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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行九天简介:原名薛英俊,笔名晓竹,工科学士。男,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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